记者/李静

　　发于2022.10.17总第106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一把手铲在灰坑的探方刮面上轻轻刮拭，小心翼翼，有些地方还需要用水壶喷洒稍微湿润土地，随着一层又一层剖面被刮去，突然，一个2厘米大小的“枣核儿”滚了出来。拿着手铲的学生愣住了，立刻去喊老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师村遗址田野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段天璟赶紧走过来。

　　“枣核儿”被带回工作站的实验室，用软毛刷子刷去表面的泥土，这个“枣核儿”露出了真容——石制、椭圆形外观，通体刻有螺旋状的横向弦纹。“这是什么啊？”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师生们聚在一起议论着，有人忽然灵光一闪，说：“哎，山西出土过商朝玉蚕，这个‘枣核儿’，像不像蚕蛹？”

　　2019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山西运城夏县设立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在对夏县师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距今6000年以上、仰韶早期中国最早的石雕蚕蛹。又经历了几年持续不断的挖掘，截至2022年，已出土6枚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的石雕和陶制蚕蛹、夯土遗存等，并证实这是晋南发现的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

　　如果将故事线再向前延伸，远在上世纪20年代，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曾在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那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他发现了半枚炭化的蚕茧，拿着这半枚蚕茧，他发出了许多疑问。

　　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距离西阴村不远处的师村，隔了百年的光阴与世事更迭，第一代中国考古人的疑问，等来了回响。

　　黄帝之妻 嫘祖始蚕

　　“蚕蛹”的想法一提出来，马上得到了夏县师村考古工作站里众人的认可，可是谁也拿不准，段天璟想到了自己的同事——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副院长、吉林省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席景会。

　　2019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正在办公室看资料的席景会收到段天璟发来的几张照片，照片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刚出土的“枣核儿”，为了避免信息干扰，段天璟并未告诉他这是什么，更未说出考古师生的猜想。

　　“这不是蚕蛹吗？”研究昆虫多年的席景会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虽然很多昆虫的幼虫都能化蛹，但它们的蛹与蚕蛹在形态上区别很大，因此他在接到段天璟信息的第一时间就判断出“这是蚕蛹”。当他得知此为夏县出土的文物，不禁心生感慨，席景会记得，中国昆虫学的前辈在近一百年前，也曾与考古学者有过相似的合作。

　　故事要拉回到1926年。那年，刚留美归国不久，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的李济，对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田野发掘，这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在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李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个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

　　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围绕着半个蚕茧，李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上古的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代西阴村家养的蚕要小得多，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不像是后来的侵入，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印迹。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有利器切割之痕，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的。为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是一种家蚕，切割面由锐利的刀刃所为。

　　当时，有关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出土了半个蚕茧的新闻报道很快飞过千山万水，传到了世界各地，关于这个当时发现的最古老蚕茧的孤证，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长期的争论。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学家鉴定，这个茧壳确实属于家蚕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

　　1927年，李济在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着第二个。”

　　这半枚蚕茧背后，隐藏着一段远古的历史与传说。在晋南，自古重桑蚕，当地民间的集体叙事中，夏县就是嫘祖的故乡。嫘祖，又名雷祖，是远古神话中黄帝的正妃，传说她曾在当地教导民众养蚕缫丝，是中国桑蚕业的始祖。

　　有关嫘祖的传说最早记录于先秦古籍《山海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两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古本《淮南子》中，第一次表述了嫘祖与养蚕的关系：“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

　　夏县大量流传的口头传说文本中，嫘祖是西陵部落里有智慧的姑娘，有一天，她在桑树下烧水，一只蚕茧从桑树上落下来，跌进烧沸的水锅里。嫘祖用一根树枝去捞，没想到蚕茧没捞起，却捞起一根洁白透明的长丝线，而且越拉越长，能绕成一团。嫘祖尝试用这种丝线代替植物筋编织，就此发明了缫丝织绸。不久，嫘祖的事迹传入黄帝耳中，被黄帝娶为正妻，随后嫘祖教导民众养蚕取丝编绢，福祉万民。后世，嫘祖被尊称为“先蚕娘娘”“蚕祖”“蚕神”。2009年，夏县有关嫘祖的传说被列入第二批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五——传说中的嫘祖诞辰，山西夏县西阴村都举办庙会，纪念“蚕神”。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还有一些和蚕丝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甚至有关于蚕神和祭礼蚕神的记载。“蚕”字的甲骨文象形，即为蚕虫的直观形象。

　　传说、古籍与文字，都在指向养蚕结丝在中国上古时代就已经存在，然而考古结论不能主观带入传说。哪怕之于史书记载的正史，考古也是独立的学科，尽管有时它的确为历史提供出了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说：“假如我们根据这个性质未十分定的一个孤证来推定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我们就未免近于‘妄’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

　　后来，李济在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始终谨慎，只提思考方向，不作肯定结论。如今，这半枚蚕茧作为镇院之宝仍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恒光的文物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仅在1995年李济百年诞辰时，展出过八天，以示纪念。它仿佛前辈学人提出的恒久追问：这是否就是远古时代送来的信使？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百年之后，两代学人仿佛站在了一起，半枚蚕茧不再是孤证，而今天的学者也有了更多手段，去解答他们的疑问。

　　“历史的影子”

　　远在吉林的席景会根据各角度照片做出了判断，为了更加稳妥，段天璟又去请教了距离师村考古遗址不远处山西省蚕业科学研究院的学者，得到了相同的答复——遗址出土的“枣核儿”状石雕就是石制蚕蛹，它的个头儿略小于如今的家养桑蚕，但大于野生桑蚕。

　　进一步夯实这个认定，则借助了科学的手段。2021年，吉林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环境室展开合作，从运城夏县师村遗址的探方剖面提取土壤，将土壤带回中科院实验室进行孢粉提取实验，采用标准的酸碱处理法提取花粉，在显微镜下观察、鉴定。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张雅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共提取了三个剖面的样品，其中一个仰韶时期剖面的鉴定已经初步完成——包括20个种属的乔木花粉类型和22个菌孢子类型，疑似桑属的桑科花粉占有一定比例，猜测可能与当地居民养蚕缫丝相关。根据剖面的花粉组合类型推测，张雅平认为，夏县在距今6300~5900年为森林草原植被类型，气候整体较为湿润。

　　此时，吉林大学通过国际考古界通用的“碳—14年代测定法”，也测量出了出土石制蚕蛹的地层木炭样本距今六千年以上。

　　6000年前，夏县有桑树，有适宜万物生长的气候，蚕的生存乃至先民家养桑蚕拥有了环境可能性。2019年夏县出土的石制桑蚕，成为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蚕蛹形象。随着研究的展开，师村遗址又发现了5枚“蚕蛹”，不仅有石制，也出现了陶制。同时，简洁地勾勒出蛹的头、腹和尾部的螺旋状的花纹，也出现在同时代出土的陶器表面，它们是相同的工艺。陶制蚕蛹的质地、颜色与同时期出土的陶器，完全吻合。

　　“这种‘雕刻’花纹的工艺，很可能是用绳子或者利器完成。”段天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石制蚕蛹的原料很可能为中条山上的岩石材料，能将石材刻得这么精致、纹路清晰，要费很大的力气，所以无论当时的蚕是家养还是野生，显然桑蚕对当时的人们非常重要，否则在刀耕火种、生产力水平不高、重要目标是解决吃饱穿暖的新石器时代，人们不会花费时间去制作一件“没用”的东西。一个小小的石制蚕蛹，很可能寄托着先民们原始的崇拜和美好的希冀。

　　蚕蛹为什么重要，还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解答，因为考古学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在远古时期，昆虫蛹是人类补充蛋白质的一种渠道，蚕蛹也可能作为人们的一种食物出现。

　　作为昆虫学家，席景会不太认可“食物”的推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蚕蛹是蚕虫在蚕茧中的形态，想要看到蛹，就需要把茧剖开，很难想象先民把茧剖开是为了食蛹，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将蚕蛹作为食物性价比实在不高，‘难以果腹’。”而且，如果蚕蛹是作为食物被重视，却又不见其他可食用动物的石雕。

　　面对疑惑，百年前的那半个蚕茧，就成为了拼图中的重要一环，而师村遗址石雕蚕蛹的出现也为解答百年前半颗蚕茧留下的谜团提供了新线索。“石雕蚕蛹的出土，为1926年李济发掘的半颗蚕茧提供了例证，时间上早了大约500年。”段天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年6月，山西考古同行那里的一则新消息让段天璟欣喜不已——运城闻喜县上郭遗址出土了1枚仰韶时期石雕蚕蛹，距今至少5200年。如果再算上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芮城县西王村发现的距今五千多年、仰韶晚期的“蛹形陶饰”，运城出土的“蚕蛹”可谓传承有序。

　　此时，再回看李济发现的“半个蚕茧”和黄帝之妻嫘祖教民养蚕于夏县的传说，似乎隐现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证据链。

　　“不，不能说我们印证了古史传说。”段天璟不赞成把考古遗址与神话传说对应起来，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得来的证据，看到古史传说背后，历史的影子。”在他看来，如今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说明在距今6000年以前仰韶文化早期，山西南部的先民们对蚕非常喜爱和重视，很可能已经产生了从事人工养蚕缫丝的手工业行为，这为人们探索后世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先民的生活图景

　　运城盆地位于南流黄河向东转弯处，正好处于“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中部，人文地理优势使其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核心区域之一。夏县在运城的东北角，从夏县出发，朝着运城市区方向也就是西南走出15公里，到达中条山北麓、青龙河故道的河曲地带，就会看到四千多平方米的师村考古遗址——这处仰韶时代早期聚落的发现，又进一步丰富了仰韶文化发展的内涵。

　　俯瞰师村遗址，大大小小的探方像一双双探究的眼睛，望向数千年前遥远的时空。根据考古团队的挖掘，以及联合吉林大学地探学院利用航磁扫描、电阻率扫描、探地雷达等方法对遗址进行的考古勘探和数字测绘，估算师村的仰韶早期聚落面积约3.5万平方米，被夯土围墙环绕，围墙外侧有环壕和夯土台基，墙内有房址和陶窑，围墙内外发现了墓葬和大量灰坑。2019年，考古发掘团队共发掘了5米×5米的探方50个，2020年发掘了同样规格的探方57个，2021年再次发掘了70个。

　　除了备受瞩目的石制、陶制蚕蛹，考古团队还发现了重要的夯土遗存。例如被命名为Q1和Q2的两座墙基，它们环绕在聚落区域的东南，形制规整，虽然大部分只剩基槽，但“Q2”围墙遗迹还是可分辨出夯土最多达30多层，基槽每段填土的土质土色都存在明显区别，很可能是采用分段施工的办法，各段填入了不同质地的填土，逐层夯实而成。

　　在与夯土围墙相连的部分，还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的基址。基址表面堆积着依次相连的长方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夯土块，这些夯土块边界清晰，推断为人工夯筑。经过探方剖面的发掘解剖，发现基址起建的原始地表起伏不平，存在凹坑，那么，师村遗址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在原始地表搬运土方、填平坑洼、逐层夯筑建成了这座基址。这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夯土，遗址内发现的陶窑也是仰韶时期年代较早且相对完整的陶窑。

　　一切都指向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似乎已拥有了在新石器时代较高的生产力，这一猜测从石蚕的出土也能推断出来——“他们有一些剩余的生产力，或者说有一些剩余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件事(雕刻石蛹)。”段天璟说。在师村发掘之前，运城盆地区还从未系统发掘过年代这么久远——仰韶时代早期的聚落遗址。“为什么这些先民能够形成这样规模的聚落？”这让学者们把目光放到了更远处——距离师村遗址7公里处，是运城盐湖，而盐是古代重要的生产资料。

　　说到盐湖，运城地区流传的民间传说不止“嫘祖养蚕”这一件，还有“黄帝大战蚩尤”，传说中黄帝与蚩尤在此交战，蚩尤战败，被黄帝斩于解州(今运城解州镇)，蚩尤的血流入“解池”，变成了赤红色的卤水，形成了盐池。今天，运城盐湖的水在夏季也会变为红色，引游人观赏奇观，其成因当然不是因为蚩尤，而是夏季气温高水位下降，生长的藻类使湖水变成了红色。

　　师村的大型聚落形成是否与盐湖有关？这个聚落已经产生剩余生产力，那么社会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师村遗址的周围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遗址，而“师村”只是其中一部分？考古学者讲究证据，基于证据他们也会有大胆的猜想。“如果问我考古是干什么的，我会说‘考古就是带着所有人回到当时的时间和空间去，看看那时候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先秦考古系主任方启说。

　　方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师村遗址又有了新的发现，给了他们很多启发。例如，师村遗址中发现了陶窑、大宗陶容器和陶制品、石制蚕蛹，但是食物等生活遗留痕迹却不多，“吃剩的骨头、烧烤过的痕迹、灰烬、灶……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但是少，不符合这个聚落的规模。能确定是房址的不多，却很大，有4~5个非常大的房址。”方启大胆地设想：“师村的聚落会不会是一个手工业作坊？这些房址是人住的还是工棚？6000年前的先人会不会已经告别了自给自足，开始了分工和商品交换，甚至有了贸易？”

　　考古界的各种分歧与争论几乎伴随着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分歧就是——考古学者是否应该以更加科学和全然客观的眼光去看待遗址与文物，而不做太多推论与联想。方启的观点是，考古就是文科中的理科，理科中的文科，考古人需要理性的考证，但是也要有人文的眼光，“考古就是要最大化地把遗址与文物身上承载的信息提取出来。”

　　他们所提取的信息，已经让师村遗址开了口，开始讲述六千年前仰韶早期先民的生活图景：那时的晋南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类型为森林草原，人们用蚌镰、石臼、石杵收割和加工谷物，农业已有了初步发展，也许还用石球狩猎采集，作为生活物资的补充，他们夯土筑墙，在聚落内进行了功能分区，还可能养殖桑蚕，过着富庶的生活……

　　学者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计划跳出师村遗址，以更大的尺度去看它，站在更高的视角去解答——为什么大型聚落出现在这里？它扮演了何种角色？

　　2022年，吉大考古学院除了继续与地探领域的学者合作进行考古勘探和数字测绘，还将与计算机领域的专家合作分析卫星照片，考察师村遗址周围的地质地貌特征。“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它，在历史中，它是不是孤立的一个聚落？如果不是，它是一个‘村’一个‘县’还是一个‘市’？它会不会仅仅是一个更大聚落的手工业中心？它距离当时的古黄河有多远？”方启一口气列出了一串问题，这些疑问等待着考古人用科学的证据去解答。

　　如果真能解答，也许师村将是一个突破口，以点带面地还原出六千年前黄河中游古代人类社会的全貌。“一件文物、一个遗址不是冷冰冰地睡在那，我们要去发现它背后的故事。”方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然，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根据证据猜想的，也许不是真的。可是，又有哪个考古工作者敢说自己讲的就一定是真相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只能是无限地走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