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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在“东风”与“西潮”中追寻中国

发布时间:2023-03-12 15:13:41来源:
葛兆光也许是中国史学界最有反思和自我挑战意识的人。从早年《中国思想史》对所谓经典知识的质疑,对思想的知识背景的解构,再到近十年来所致力的“从周边看中国”,葛兆光从不致力于给予读者和学界一个掷地有声的答案,而是希望用研究给予一种悠游于学术史和现实之间的新的视野。

在西风与东潮的夹攻之中,中国史学者别有一番烦恼在心头。历史学者在埋头史料和与汲取社科理论之外,更应该有一种比较的视野和移情于他者的自觉,审视棱镜中自我的形象变异。在不同区域中,找到彼此连接的趋势。在本国的历史与文献中被忽略的部分中,重描历史的细节,找到过去与今天的分野。

葛兆光在2022年推出的《亚洲史研究讲义》一书,也许是他对十年来“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的答案。在这部针对博士生的讲义中,葛兆光力图找到一种超越国境的历史观,把中国放在亚洲乃至全球文明交流的视野中呈现,沟通东北亚与东南亚,用“亚洲”作为单元反思我们不自觉接受的历史观念。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对周边国家史料竭泽而渔般的阅读和汲取,还需要新的学术关怀。这份关怀背后,是恢复历史细节的敏锐还有对于成为世界公民的追求。

本文出自2023年3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葛兆光:从亚洲出发,抵达世界》中的B04-B05。

「主题」B01丨葛兆光 从亚洲出发,抵达世界

「主题」B02-B03 | 专访葛兆光:从周边看中国,从中国看周边

「主题」B04-B05丨葛兆光与《宅兹中国》:在“西潮”与“东风”之后追寻中国

「文学」B06-B07丨冲击与回应的余音:葛兆光的“论中国”

「文学」B08丨《承诺》:用家庭故事讲述南非历史

撰文|席缪

当今学术界中,葛兆光教授是少有兼通文史哲研究的大家。葛教授的学术历程从八十年代至今,悠长又充满着自我革新,从宗教史到文学史,再到思想史、学术史、史学理论等等。葛教授在不断变换研究视野与领域时,往往能做到互为发明、和合共生。其中最为学界乐道的一次学术范式变动,应是他在2007年移席复旦大学后,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研究。围绕这一概念,在此后十年间,葛教授陆续出版“中国三部曲”系列,即《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以下简称《宅玆中国》)《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2014,简称《何为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2018)。这些著作引领着民族边界与共同体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前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宅玆中国》一书。

“宅兹中国”一语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国宝“何尊”,其内壁所见“中国”二字,常被视为这一语汇的最早出处。葛教授以此为题,应是希望突出其中概念溯源之义,这一目的也体现在该书第一章中引用的第一条史料,即宋代石介的《中国论》——这也是第一篇以“中国”为题的政治论文。十年以来,《宅玆中国》一版再版、洛阳纸贵,还带动“何尊”的关注潮,以及后出书籍的仿名热。无论是学界或社会面,围绕该书展开的讨论、引用和评述,都堪称现象级。

何尊,西周早期青铜酒器,是一位名叫“何”的宗室贵族祭祀所用的尊,作于周成王五年,是西周已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青铜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何尊是“中国”一词已知的最早出处。

之所以相隔十年后重读《宅玆中国》,除了是葛教授的学术转向标志,以及学术史地位与社会影响力外,它还有着独特的社会思想环境意涵。《宅玆中国》出现的21世纪10年代初,借用朱云汉先生所言,是“历史趋势反转”的重要时期。内与外的双重变动,是本文选择评述该书的重要目的。因此,本文希望将视野放大、时段拉长,为读者解读该书提供不同以往的阅读体验。

不再强劲的“西潮”与“东风”

早在研究转向前的2006年,葛教授出版过一本关于清末学术思想史的册子,即《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简称《西潮又东风》)。该书围绕“照古”展开,主要讨论近代中国学者在日本与欧美两大主体思想下的冲击与变化。本文借用《西潮又东风》作为“鉴今”的时空背景标记——毕竟构成该书的系列文章,生成于世纪之交的十余年间。

在中文思想界中,“西潮”与“东风”的交汇,通常指代着某些隔膜后重新进行思想交融的时刻,如开眼看世界的清末,与五四兴起的民初等时段。这也契合着新时期以来,在中国与世界多元化思想之间,所萌生的试探、接触、交融等过程。真正去实践过程者,却是上世纪后半叶的每一位普通人。他们在学校,在工厂,在街闾坊巷,在田间地头,身份迥异、地域不同,都在用尽全力地阅读、交流。阅读是对过往人类知识的共享,交流是平等地从智慧宝库中取走各自的热爱。这些流入人心的活水,促使着人们奔赴五湖四海,在广袤土地上共同生长。

这种交融共生的社会景观,并非东亚一隅特有,它曾遍布世纪之交的世界各地。这些现象的生成,跟上世纪末曾风靡一时的“世界公民社会”概念(Global Civil Society)有关。冷战结束后,和平成为全球的主旋律,地球村等概念层出不穷,中国甚至还掀起过学习世界语的热潮。此时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人,即使不相信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历史已经终结”,仍不免在脑海中涌现出,像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梦想中“多少次认为的和平”,大概到来了。

《天下全舆总图》。

不过,这样的“和平”状态,似乎只维持了数十年,约莫一两代人的光景。从21世纪10年代开始,随着“西潮”与“东风”的消退,曾被高举为历史必途的世界公民,乃至于和平、共融等现象,都在不断走向沉寂。

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无论是支持、反对还是守望,学者的感知总是敏锐且直接的。有些学者从“世界公民”的形成出发,提出了对其底层逻辑的强烈批评,如“我们的史学研究和教学致力于给年轻一代灌输‘世界公民’意识,其结果便是让后代忘记自己仍然置身于全球化冲突的世界历史时刻。”(刘小枫:《国家间厮杀如此惨烈,还要讲“世界公民”吗?》)这在某一方面来说确有一定的道理,“世界公民社会”的理论基础,源自于康德的“和平主义论”。随着世纪之交后,全球范围内的和平难复,公民也难找到自己的依归。

面对出现松动迹象的世界,人就应该抛开一切过往去拥抱新局么?或者说,人应该如此,就真的能做到如此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诚然人是动物,却无法夺舍变色龙或者壁虎等其他动物的身体功能。仅仅因为环境的风吹草动,就剥离原有的皮肤,甚至舍弃掉部分的器官。如果真的那样,带来的未必会是瞬间重生,而是内在的折磨和难以控制的失血。时代的变动越剧烈,它所卷起的千堆雪,飘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会是生命难以承受之轻。诚然,这些飘落的时代痕迹,未必都是痛苦,也会是晋升者的阶梯。即使曾经看似平等的阅读与交流,也不免塑造出知识阶层或者信息渠道的特殊性,间接伤害到那些无法参与阅读与交流的人。那么如何在转变过程中,照顾到无法参与的群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他们发出声音,也成为一个从现实引申出来的历史问题。

葛教授在《西潮又东风》中,提到自己的研究不会将古代的“思想、宗教和文化”仅仅视为“过去的故事”,而将之与现代联系起来,更不愿做“神州袖手人”。这种不愿的态度,是否是对现实时空的直观感知,或许只是本文作为“无良小报”“无知妄人”的刻意揣测。但即使没有,也无妨于这种“不愿”的诞生及其所代表的含义。由今溯往,用后见之明看待十年前的世界,那些在当时中孕育的学术思潮,包括当时引发的思考与反对,批评与赞誉,都褪去了杂音而更能看到其背后的坐标。现在回首反思这次范式转换时,或许可以将之从一次个体的选择,扩大为一群,甚至一代学者的省思,即:随着“西潮”与“东风”逐渐退去后,大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寻求新生的中国学者,该如何安放诸如过往与现在、外部世界与内在自己、多元平等与自我意识等关系?

何为“从周边看中国”

从书到现实,从现实到书,时空环境的变动并不能简单地让人失语,更多是在变化叙述的形式。这种使命未必是赋予所有学者的,却总有敏锐的学者能够捕捉到这种气息。

在《西潮又东风》后,葛教授陆续出版“中国三部曲”,“从周边看中国”论成为系列著作的理论基础。除了葛教授外,围绕“从周边看中国”观念,还诞生了不少学者著作。但对于这一研究理论的内涵,始终未有深入辨析,大多只有“从周边看中国”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而已。因此,还要再耽误一点篇幅来解释:何为“从周边看中国”?

很多人将这句话视作一种关于视角、方法的行为态度修正,即:“要从周边看中国,因为这很重要,它能提供关于中国的不同视角”。这样重视主体性的解读方式,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历史学、民族学的文献学传统,即“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

但它也可以视作一个无主语的陈述句,补充阐述为:“谁在看中国,那么其所看到的中国,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首先肯定了一个多元面貌的中国,需要不同的视角来共同理解;同时,每个“观看者”视角本身,也是现实中多元中国的。这种类似于“去中心化”的看法,可以在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等学者研究中看到,譬如白永瑞的《在实体与方法之间:评论葛兆光的中国(史)认识》以及编著《横观东亚:从核心现场重思东亚历史》等,从外部的平等视角来反思内部的史观缺陷。

白永瑞,1953年韩国仁川出生,现任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系教授,延世大学文学院院长,并担任创批社主编,前任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会(韩国)会长。主要最近论著包括《回归东亚:探索中国的近代性》《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在核心现场重思东亚:共生社会之实践课题》。

本文认为它作为陈述句时,可以扮演一个双主语的结构形式,即“周边”与“中国”作为同等的主语,即“要感知到中国的周边,也要从周边看到中国”。也就是说,当我们采用“从周边看中国”论述时,首先要感知到在周边区域中,无论是国家、民族、地区甚至文化聚落等概念存在的事实,它们的存在,就代表着“中国”概念的界限;同时,在这种感知之外,又不可避免地要看到在这些周边区域内,“中国”概念断断续续的存在状态。

不同研究者间的理论差异,并未模糊研究的焦点,或者引发路线的冲突。譬如理论路径差异较大的白、葛两位先生,始终维持着良好的私谊,以及共同推进学术研究的状态。

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梳理了时空背景与理论轮廓之后,再来打开《宅玆中国》这本书,不免对作者在全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有着更特别的体会:

也许,“中国”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

作者在突发感慨后,逐步引入了一段对既有研究的评述,即在思想与现实交错、现实与学术叠加的历史思想中,对于“中国”概念的误解、错置与含混,可谓“炫人眼目”却又难成系统。以往学者讨论近代中国概念的出现,多是从近现代的视角向前、后时段延展,以中国与西方对比、古代与现代差异等线索作为核心,尤以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最为著名。葛教授作为历史学者,主要是从古代的视角出发,讨论作为原生概念的中国在进入现代过程中的曲折动荡。这种视角的差异,使得葛教授的核心设问并非是“现代中国是如何出现的”,而是转为“如何认识不同时期的中国”,全书的纲领也可以概括为:

如何不让历史上曾经关于“中国”形象的“误读”,影响到我们对“真实”中国历史的理解?

在了解全书纲领后,就更能理解作者的篇章排序了。本书在历史时间排序中,选取了宋代、明代、清中期与晚清、近代等四个时段。其中前三个时段共享四章,而晚清及其延伸的近代,占据后四章。作者看似设置了一个不均衡的时间线,偏重于晚清近代的场景展现。然而,这其实是对以往书写形式的一次颠覆。

《乾隆平定准噶尔得胜图》。

在原本的研究范式中,清末民国才是现代“中国”概念开始登场的时期,而“古代”多是作为“近现代”的基础、先声或是一带而过的背景。古、今均分的章节篇幅,本身就是在为“中国”概念重新订立历史时间的顺序。这样对篇章分布形式的注重,并非仅在《宅玆中国》独见。如《何为中国》一书中,不同于以往通过边疆研究共同体时,所突出的图录、实界与民族等话题,作者在设置这些话题讨论的二、三、四章外,也突出了在思想接触层面,关于边界、共同体的冲突与融合。将现代“中国”共同体的形成,不仅限于现实中的边界问题,在“实”之外勾勒出“虚”的思想线索。这种不仅限于思想、概念的梳理,而是始终与现实变动相参讨的“虚实相生”状态,也是全书在研究范式上的重要呈现。

首先从第一章中,作者延续了自己此前所提出的观点,将宋代以来的中国看作是“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这样的观点看似延续了唐宋变革论出现以来,将宋代视为前近代的理论基础,其实却受到当时学界的严格审视,一如前言的附记1、2中所提到的。当时林同奇先生从实体国家的讨论出发,不赞同过于夸大文化认同在实体国家中功能作用。葛教授的回应,将问题逐步修正为:为什么“中国学者要特别偏重于政治含意”。这当然表现出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难以完全摆脱身份限制的窠臼。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将葛教授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中国学者,都视作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讨论观念的客观演化。

《藩王礼佛图》北宋,赵光辅 绘。

这样的实验性研究,却没能持续。接下来的第二章《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和第三章《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虽然都有其匠心独运之处,却显得有点脱离主题。不像是在“重建中国的论述”,而是在讨论“历史上的中国”,更像是《何为中国》的内容。不过,前三章所构成的第一编,的确从书写、记忆与图绘三个角度,用历史社会中的物质实体来反切思想世界中的精神内涵,在研究方法上又保持了高度一致。

这种不同维度上交错着融合、分离等状态,在第二编有关文化认同的研究中,也得到同样展现。葛教授在第二编的四、五、六章中,将东亚各国的文化认同从文道传统的“中华”,到文明标志的“亚洲”,再到政教关系的国族认同,构成了非常复杂的场景图像。就历史时间而言,其中交错的是清中期、晚清与民国三段;而就空间来看,却又从东亚三国,到中日,以及日本本土。第三编和结论在时间上稳定在近现代,场景逐渐从日本回到中国本土。

明代《山海舆地全图》。

不断跳转论述的时空场景,对于一般读者或者是初入门的学者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战。某个角度来说,葛教授在编写该书时,最先考虑的或许并不是一般读者的阅读感。一如前文所提到的,《宅兹中国》带有一定的学术实验性质,最突出表现在结论中。葛教授在结论部分回到了关于学术史的讨论,这并非简单的展现学术史,而是提出了设问——“学术史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设问同样是双向性的,学术史的本相,以及学术史对现实的意义。从这一视角出发,也更能理解该书中虽然包含大量对于历史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学术史的回顾,但葛教授始终未将自己作为学术史的讲述者,而是将自己纳入到反思与解构的对象中去。因此,作者在结论中所作的期许,是通过“周边看中国”,来达到“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学术史的变化”的目的。

可惜的是,这份反思并未进入到解构的地步。因此,能否通过简单的视角调整,摆脱某种“中心史观”,消减掉教育养成的痕迹,似乎仍是葛教授在简单回应后所无法回答,甚至整个学术界都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另一个遗憾或许在于,作者将思想文化所主导的共同体认同作为“中国”概念的奠基,这种断续的认同、零散的精神,与整体延续的历史时间是何种关系?以往在关于历史时间与文化共同体间的关系,学界已有的几种理论,如“经典的复活”“文化的位移”或者“执拗的低音”等,或许都可作为参考。当然,更可能是受限于长时段的客观条件,使得关于文化与思想演变的研究,难以达到在《宅玆中国》中所偏好的这种“虚实相生”状态。

“西潮”与“东风”

“西潮”与“东风”带来的影响,并非仅在过去二十年间才突然出现,而是在过去二百年间萦绕全世界各个文化区的常态。时至今日,这些“潮”与“风”对于部分地区而言依旧有着浓厚影响,甚至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在另一些区域中,“潮”与“风”的退去已是明显的趋势。《宅玆中国》的副标题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某种意义上是对于自我意识的重拾。可以说,外在风潮的退却,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虚”“实”交错的路径,构成了《宅玆中国》诞生的背景。这种虚实交错的背景,并非只是《宅玆中国》或者“中国三部曲”作为一般思想史的含义,也是最近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内,不愿做“神州袖手人”的学者们,在撰著时所面对的现状。

《大明一统志》。

同样的,如林同奇、白永瑞等学者所提出的商榷,就不会只是葛教授所需要回应的挑战,而会成为不少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在现实共同体回溯历史脉络的过程中,又防止“新天下主义”,或者钱理群先生所说的“救世主情结”的过度膨胀。如何平衡多元外部世界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成为重建历史叙事时难以挥去的阴影。内外时空的双重转型,诚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要如何避免那些商榷者的“低音”,沦为在时代转型中被间接伤害的群体,使得矛盾走向难以调和的地步,这也是上一次时代转型所提供的思想经验。

无论是关于何为“从周边看中国”的阐释方法,还是关于《宅玆中国》的内容评述,本文并非提衡某说之正误。一如弁首所言,本文希望能为这本出版逾十年、备受欢迎的学术著作,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参考。最后吞剥葛兆光教授在全书结尾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现在中国内地的文史学界,是否能够在这个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出发?

撰文/席缪

编辑/袁春希 申璐

校对/薛京宁

(责编: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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