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九年里，英国经历了八次重大的选举角逐。四次大选、两次关于苏格兰独立和加入欧盟的公投以及两次欧洲议会选举，将世界上最古老、历史上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推向了动荡和变革时期。

　　贾斯汀·塔利斯/法新社-盖蒂图片社英国退欧战争尤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了解推动英国进入重新调整状态的地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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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政坛的重新结盟通常是罕见的：最近，上世纪80年代左派的内斗导致了一个分裂的政党，并最终导致了新工党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崛起。如今，英国正处于另一次调整之中，这一调整完全植根于其他方面：一种新的文化鸿沟。

　　文化问题--主要与移民和种族变化有关--也正在重新配置美国政治。

　　在英国，与其只关注保守党和工党，不如先退一步，看看两个大集团，我们称之为左右两派。左翼包括主要的反对党工党、进步的自由民主党和绿党。右翼包括保守党和民粹主义右派，其代表是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奈杰尔法拉奇的英国独立党和最近的英国退欧党。

　　安德鲁·斯塔塔代表“纽约时报”十月在伦敦一家咖啡馆外举行的游行。在过去的十年里，左派和右派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平衡，这张照片看起来很像美国的政治(不包括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它们在英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0%)。

　　但对每个集团来说，改变的是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构成。数据显示，英国现在正处于一场深刻而长期的调整之中。

　　英国脱欧的文化战争不仅动摇了英国的政治版图，而且正把英国推向一个更加两极分化的国家。从2010年到2019年，支持英国退欧的选区进一步转向右翼，支持保守党或民粹主义右翼，而那些更有可能投票支持留在欧盟的地方则果断地向左移动，更有可能投票支持工党、坚决反对英国退欧的自由民主党和绿党。

　　这一变化有助于解释，作为本月大选胜利的一部分，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保守党能够占领“红墙”选区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煤炭和工厂城镇就像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蓝领选区曾经投给民主党一样，到目前为止，工党的投票也是可靠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左派的普遍回答是，这与经济不安全、经济全球化和从中国进口有关。但是，当你不仅关注地区，而且关注个别选民时，对移民的态度实际上是支持英国退欧的最有力的预测因素。

　　约翰逊承诺将限制移民的速度和规模，而英国人对移民速度和规模的担忧是英国政治调整的核心;许多选民现在把自己的文化偏好置于曾经是部落政党的政治身份之前。

　　个人的移民态度强烈地预示着人们对英国退欧的态度。移民问题上的自由主义与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一个选区中年轻选民的比例有关。

　　左翼和进步政党越来越多地由倾向于差异和变化的白人以及少数民族组成。这种权利越来越多地由白人组成，他们倾向于把差异看作是混乱，把改变看作是失去。

　　“快与慢”是一个比“开放与封闭”更好的理解这一点的框架。约翰逊和保守党利用了这种强烈的文化不安全感和对快速社会变革的焦虑;工党承诺维护欧盟国民的自由流动和大规模移民，只不过提供了更多同样的东西。

　　另一个重要的动态发生在英国，就像在整个西方一样：选民的种族分类。

　　少数族裔与英国白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这种影响并不像在美国那么明显，因为少数民族在英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5%。2011年一个地区的种族组成和2016年对英国退欧的支持程度预测，2010至19年度左右阵营之间的变化将超过40%。

　　正因为如此，从2010年到2019年，左派政党赢得的选票份额比右翼政党--“左派压倒性”选区--平均多出20个百分点，而支持退欧的白人则少了近12个百分点，而支持退欧的支持率则低了8个百分点。到2019年，保守党占主导地位的选区比左派压倒性选区高出30个百分点，投票支持退欧的可能性增加了约14个百分点(基于2011年的静态族裔和2016年英国退欧数据)。

　　英国历史的次要部分--这也可能给美国左翼政治带来教训--是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领导的更为激进的左翼工党(Labour Party)未能巩固其背后的左翼选票。约翰逊巩固了英国退欧的投票结果，但留欧党的投票却四分五裂，各自为政。这说明保守党在调整意识形态罗盘以适应大众需求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强，而工党则倾向于意识形态僵化。例如，1983年迈克尔·福特或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往往会阻碍该党触及中间选民的能力。即使在今天，左翼的一些评论员，如政治学家卡斯·穆德(Cas Mudde)仍在继续坚持科尔宾先生的想法不是问题所在。

　　如果，作为选民研究小组的研究显示，一般的美国选民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左撇子，那么这个地区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说都是甜蜜的地方。然而作为英国作家大卫·古德哈特注记与许多西方左翼政党一样，工党也发现，要谈论中位选民对移民、家庭和国家认同的身份焦虑，要困难得多。

　　相反，右翼通常能够转向更高的公共支出。例如，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赤字猛增，达到惊人的1万亿美元。在英国，约翰逊承诺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提高最低工资，并为濒临破产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国家援助。

　　自2010年以来，工党一直未能赶上保守党获得各自意识形态集团选票的能力。一个不那么教条主义的工党，要么需要在社会主义问题上采取足够温和的态度，以吸引富有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就像布莱尔在上世纪90年代那样--要么就像丹麦社会民主党那样，在移民问题上转向右转，以赢得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但就目前而言，工党选民的结构已经变得不健全了。

　　然而，保守党也面临着风险。随着工人阶级、社会保守派和反移民选民的增加，约翰逊和保守党越来越容易受到右翼民粹主义(如2014年英国独立党(UKIP)或2019年英国退欧党(Brexit Party)那样)重新抬头的影响。

　　美国的政治正在按照与英国相似的思路重新调整。从历史上看，民主党实际上已经把选民甩在身后，但许多政党的候选人已经转向了更进步的立场，特别是在移民问题上。不难看到，2020年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会进一步进军美国的“红墙”。或者，他不愿意--或者至少是他所在的政党--像约翰逊一样在经济上进一步左倾，这可能是他在2020年的致命弱点。

　　马修古德温(@GoodwinMJ)，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塔姆大厦高级访问研究员，与罗杰·埃特韦尔合著了“国家民粹主义：反对自由民主的反动”一书。埃里克·考夫曼(@epkaufm他是伦敦大学Birkbeck的政治学教授，著有“怀特希夫特：民粹主义、移民和白人多数人的未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