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被称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制度下长大，对个人成功的需求已根深蒂固地植入我的大脑。在这种制度下，我的恐慌加剧。

　　几年后，我的恐慌症在纽约的大学里再次发作。很快，呼吸急促令我难以上课，因此接受了专业的心理评估。医生只用了90秒就给我开了强效抗焦虑药。因此，我开始接受药物治疗，应对由美国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

　　尽管当时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的国家会让我如此害怕，但我大学毕业后放弃美国，转而浪迹天涯，这让我明白，世界并不一定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无论是我在黎巴嫩搭顺风车，还是哥伦比亚的农民给了我一个安稳睡觉的地方，一种令人振奋的“天下一家”意识，逐渐取代了美国生活中充斥的竞争文化和摧残灵魂的消费主义。

　　根据白宫在2022年3月发布的一份情况介绍，所有年龄段的美国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健康危机，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2个报告有抑郁或焦虑症状。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美心理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尽管疫情前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例如，2019年，1/3美国高中生和50%的女学生报告说，他们经历了“持续的悲伤或绝望感”。

　　这份情况介绍还指出，黑人社区的治疗情况严重不足，尽管他们的精神疾病发病率在上升。可以肯定的是，制度化的“歧视”对心理健康有害。

　　与此同时，在谈到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有害时，白宫强调，应该要求在线平台将儿童及年轻人的健康、安全和福祉置于利润和收入之上。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以下难题：美国政府与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它不仅把利润置于人类健康和福祉之上，而且积极从人类的病痛和折磨中榨取企业收入。新自由主义助长了心理痛苦，它试图抹掉“团结”这一人性的本质，同时将身心保健权转变为一种排他和昂贵的事，这种安排只会加剧社会经济实力较弱者的心理健康压力。

　　不过，这并不是说富人就不会与精神疾病作斗争。多项研究发现，首席执行官是精神病患者的可能性也很大。尽管抑郁、焦虑和绝望是对不人道环境的完全理性的反应，但美国制药公司却把心理疾病视为一种个人缺陷，而非社会环境的结果。

　　巴尔的摩的精神病学家安娜·泽拉在去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写道，美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令人不安，其特征是严重的不平等和“工人的权利被剥夺”。

　　她指出，近年来，自杀、酗酒和药物过量致死的人数急剧上升。事实上，与1991年相比，2017年黑人青少年的自杀企图增加了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