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亚（Paul Nantulya）曾于2023年六月撰文，探讨了中国维稳模式向非洲输出的问题，他在这篇题为《中国警察模式走进非洲》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在国际上开展的公共安全和执法行动远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的军事行动。约40个非洲国家已与中国公安机构达成协议。自2018年以来，中国还与13个非洲国家就引渡条约进行了谈判，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任何引渡条约。中国在非洲多地建设警察学校、派出所，并提供警用装备。2003年至2017年间，非洲国家从中国获得了35.6亿美元的公共安全贷款，包括监控系统、国家安全网络和防暴设备等其他安全项目。鉴于大部分设备都包含在军售中，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被低估的。

非洲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司法部的国际执法培训项目获得中国公安部的培训，该项目汇集了21所中国警察学院。 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中国向非洲学生开放的军事院校数量，可见中国提供警察培训的规模。

参与中国公安部国际执法培训项目的所有学校都与特定非洲国家关联。阿尔及利亚、莱索托、毛里求斯等至少20个非洲国家与提供反恐培训的特警学院保持着关系。 卢旺达和非洲联盟反恐项目与山东警察学院保持着持续的关系。浙江警察学院建立了中国国际警务合作机制。

福建警察学院于2019年在南非为约翰内斯堡市警察局启动了培训项目，并计划在其他城市复制。2016年，一支警察维稳部队被派往中国人民武装部队学院接受训练，遭到公众质疑。这支维稳“杀戮小队”随后被非法部署在南非主要安全机构，表面反恐其实是暗杀政治对手。这支维稳小队尽管后来被拉马福萨政府解散，但该事件凸显了无良官员与中国同行合作建立非法势力的危险。

福建警察学院还培训了中非共和国总统卫队。总统卫队几乎全部由图瓦德拉总统的家人组成，并卷入了一系列暴行，包括2021年开枪打伤10名联合国维和人员。

中国在与执法机构打交道时所采取的不提问题态度令人担忧，因为中国培训的警察、总统卫队和情报部门通常以偏执、滥用职权和缺乏改革动力而闻名，他们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就是问题本身。例如，2021年，肯尼亚启动了一项培训计划，每年派遣400名警察、准军事人员和执法人员到中国警察学院接受培训，尽管肯尼亚警察内部的虐待和有罪不罚现象有据可查。警察、情报部门和准军事部队是非洲最令人恐惧和腐败的部门之一，随着中国对肯尼亚公共安全和执法的承诺不断增强，对这一培训项目的争论将会加剧。

部分培训已从中国转移到非洲，以覆盖更多的学员，并提高中国学校教授的标准和课程的采用率。2015年至2018年，阿尔及利亚内政部与北京中国国家行政学院（CAG）联合开展的项目为400多名阿尔及利亚警察、执法人员和公务员提供了培训。隶属于中央党校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也对南非进行了类似培训，南非当局还与中国公安部签署了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警察系统的技术学科是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大背景下教授的。例如，中共对恐怖主义的定义部分源自“维稳”。 这包括制止反政府抗议和中共所说的“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维稳模式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中国的国际反恐合作。中国和非洲警察结构的相似性促进了中国维稳式安全术语与规范的输出和传播。与中国一样，非洲警察集中在行政权力之下，并受到内政部长、警察或公安部长的监督。大多数非洲警察部队也是国家安全架构的一部分，其基本组织、晋升和级别制度以及工作方法高度军事化；许多非洲警察辖区被组织成“指挥部”，警察被部署到军队稀松平常，反之亦然。在实践中，非洲警察或军队经常表现出对政党和政权的忠诚。在中国，这一原则被写入党章，因为警察、公安、解放军和其他中国武装部队都是中共的工具。中国的维稳模式在一些担心政权存续的非洲领导人中特别容易被接受。他们钦佩中共的控制方法及其无所不在的警察监控。

过去十年来，中国对非洲事务的参与模式主要是精英驱动的，这意味着警察和执法工作是秘密的，很少在媒体或议会中讨论。非洲人权组织表示，对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安全部队进行培训和装备会加剧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因此中国应谨慎行事。这些力量经常被用来镇压那些处于政治改革前沿的年轻人。而非洲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非洲公民要求民主，其中80%的人拒绝一党专政，75%的人反对独裁政权，70%的人希望生活在民主社会。这些需求在18-45岁年龄段的人群中急剧增加，而中国正在通过一系列软实力工具来吸引这些人群。